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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也要投缘

——译《批评家之死》有感  

黄燎宇

   2002 年秋天，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仝保民问我能否翻译马丁·瓦尔泽（ Martin Walser ）新出版的《批评家之死》的时候，我当场欣然允诺，而且感觉正中下怀。我几乎摩拳擦掌地从老仝手中接过了这部崭新的小说。我迫不及待地要翻 《批评家之死》，并非因为这是一部争议小说（有人把《批评家之死》引起的风波称为“联邦德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丑闻”），一部因为争议而畅销的小说，而是因为这是马丁· 瓦尔泽写 马塞尔·赖希 - 拉尼茨基（ Marcel Reich-Ranicki ）的小说。小说作者是瓦尔泽，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又是大腕儿批评家、人称 “文学教皇”的 赖希 - 拉尼茨基。这俩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的关系也耐人寻味，所以我对他们有着浓厚的兴趣。

一

   瓦尔泽 是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的同龄人，也都是联邦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比格拉斯和伯尔缺少艺术才华 ，也并不意味着 社会没有承认他的艺术地位和艺术成就。瓦尔泽曾获得包括联邦德国顶尖级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在内的诸多奖项，在有生之年就享受了其他德国作家只能在死后才能享受的塑像待遇：一位雕塑家受瓦尔泽的中篇小说《一匹在逃的马》（ 1978 ）的启发，在他的居住地——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给他塑造了一尊具有怪诞风格的悬崖勒马的塑像。值得注意的是，身为知识型和学者型作家的 瓦尔泽，还是一个政治浪尖人物，一个政治风云人物，或者如 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所说，是一个“ 精神纵火犯” 。他能够做到一面躲在象牙塔里读书、写书，一面关心天下事，议论天下事，还时不时地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六十年代中期，他在法兰克福旁听奥斯威辛系列审判之后， 发聋振聩地喊出了“我们的奥斯威辛”的口号 ； 六、七十年代他是左派先锋，他不仅 反对越战，支持社会民主党，同情德国共产党，而且积极投身德国版的文化大革命， 对“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之类展开猛烈的批判； 八十年代他则因为主张两德统一而被怀疑是民族主义者；九十年代末，他公开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林，反对“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噩梦” ，反对 “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还公开质疑是否有人把奥斯威辛“工具化”或者说变成“道德大棒” ，他也从此落下逃避历史和反犹的骂名。 与此同时，人们发现他的整个思想都在从左向右转。

   不管瓦尔泽其人其文多么有趣，我对他产生兴趣却有些不同寻常，因为我是做托马斯·曼研究的，我坚守这块研究阵地已近二十年，我属于典型的阵地式研究者。众所周知，阵地式研究者与游击式研究者的不同，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纯学术的、公事公办的、主体对客体的态度。阵地式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很容易出现帮派关系，友好关系，师徒关系。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受这一规律的制约，在德语文学研究界经常可以观察到如下有趣的现象：由于德布林和布莱希特是托马斯·曼的文坛宿敌，阵地式托马斯·曼研究者往往很难对阵地式的德布林或者布莱希特研究者产生好感更甭说友谊，他们在读德布林的小说或者布莱希特的剧本的时候也往往打不起精神。老实说，我也属于这类阵地式研究者。由于我所接触的中外文化名人当中托马斯·曼给我的精神养料最多，阵地式学者的爱憎情感在我身上是超常地强烈，几乎到了谁喜欢托马斯·曼我喜欢谁、谁讨厌托马斯·曼我讨厌谁的地步。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走火入魔的阵地式托马斯·曼研究者在瓦尔泽这里遭遇了命运反讽，说通俗点，是遭遇命运的嘲弄：我第一次读到瓦尔泽的文字——那是一篇痛批托马斯·曼的文章，便爱不释手，对他肃然起敬。瓦尔泽那篇 文章写于 1975 年， 题为 《作为最高档食品的反讽或者说作为最高贵者食品的反讽》。在托马斯·曼诞辰一百周年、世界各地都在欢庆文学圣诞之际，瓦尔泽抛出了这篇似匕首、似投枪的文字。他的意图很明显。他当然是想打 托马斯·曼的七寸，也就是从分析托马斯·曼的艺术法宝——反讽——入手，揭露和批判托马斯·曼的阶级意识和无意识，也就是他的大资产阶级意识和无意识。瓦尔泽这篇文章充满左派的思想、左派的立场、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写得锋芒毕露，激情澎湃，一看就是那种很有才气、很有水平的左派，我对他的兴趣和敬意便油然而生 。同时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对瓦尔泽的兴趣和敬意不仅没有拉大我和 托马斯·曼的距离，不仅没有给 我带来任何良心负担，反倒让我豁然开朗，仿佛完成了一场精神洗礼。我这才想起 托马斯·曼本人就是一个逍遥在 善恶彼岸的唯美主义者，他常常用同情和赞赏的目光回眸那些有才气的对手和可疑人物；我这才意识到，托马斯·曼的门徒欣赏一个批判托马斯·曼的天才，恰恰表明徒弟得到了师傅的真传，表明徒弟正踏着师傅的足迹前行。

   对于搞德语文学的人来说，赖希 - 拉尼茨基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赖希 - 拉尼茨基也是我重点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他对我的重要性也许仅次于托马斯·曼。我对他产生浓厚兴趣也绝非偶然。赖希 - 拉尼茨基不仅堪称空前绝后的批评霸主，恐怕古今中外也找不出第二个有他这种影响力的批评家，凡是喜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都应拜他为师；从我所关注的人际关系看，他也非常有趣。他一方面绝对推崇托马斯·曼，另一方面又是瓦尔泽的老冤家，对瓦尔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达几十年，他对瓦尔泽的小说《爱的彼岸》（ 1976 ）的评论简直可以视为批评檄文的样板：“这本书不值得读，哪怕一章一页都不值得读。瓦尔泽驾驭不了语言，他的风格缺乏血液和力量。这是一堆没有火星的死灰” 。他也因此不折不扣地成为瓦尔泽的噩梦——瓦尔泽自述曾在梦境中被他追赶 。但不论赖希 - 拉尼茨基对瓦尔泽如何穷追猛打，他也从未否认瓦尔泽有着罕见的才华。他在抨击《时间过半》（ 1960 ）时就感叹： “也许还从来没有一本写得如此糟糕的作品表现出如此巨大的才华” ；他还说 《一匹在逃的马》是 “德语散文杰作”，说瓦尔泽是 “他那一代作家中最有原创性的一个” ，他也承认瓦尔泽充满机智，承认瓦尔泽有着非凡的遣词造句能力并善于在小说中发表奇谈怪论。 他狠批瓦尔泽，仿佛是因为他恨铁不成钢。

   瓦尔泽也非善主。对于挥舞批评大棒的 赖希 - 拉尼茨基， 他毫不手软地进行了反击。 《爱的彼岸》遭受批判不久， 他便撰写了《论教皇们》（ 1977 ）一文，分析了批评霸主与教皇的相似之处，同时对批评家的批评依据、对批评家使用反讽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随后他渐渐萌发了把文学教皇加工成文学形象的念头。 他的长篇小说《互不相干》（ 1993 ）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自恋、好表现、患有单狂症的批评家形象。这位批评家名叫威利·安德烈· 柯尼希（ Willi André K?nig ），柯尼希的意思是国王，但圈内人都叫他埃尔柯尼希（ Erlk?nig ），也就是北欧神话中那个专事伤害儿童的魔王。批评家得此绰号，是因为人们认为任何东西在他的拥抱之下都会“灰飞烟灭”。 1998 年， 赖希 - 拉尼茨基主导的电视书评《文学四重奏》指出，在瓦尔泽新发表的自传体小说《迸涌的流泉》里面“没有出现奥斯威辛这个字眼”。在德国，这无异于给人扣上一顶沉甸甸的政治大盖帽。瓦尔泽愤怒了。愤怒出诗人，所以他想出一个刁钻无比的德国 - 犹太式比喻来对大屠杀的幸存者赖希 - 拉尼茨基进行还击：“其实每一个被他虐待过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 - 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关系而言，我才是犹太人” 。 2002 年，瓦尔泽完成了 《批评家之死》， 实现了为赖希 - 拉尼茨基创作文学漫画的夙愿。

   由于有上述的背景知识，我对《批评家之死》充满了好奇，而且相信这是一本不错的小说。我有理由乐观。瓦尔泽对叱咤风云的赖希 - 拉尼茨基进行过长期而细致的观察，又对媒体社会学做过专门研究，他还是一个大作家，具有大作家所具有的大胸怀和大视野。如果他写赖希 - 拉尼茨基，报复不会是他唯一的动机，仇恨也不会是他唯一的感情……拿到书以后，我如饥似渴地进行了快速阅读。阅读的时候我感到莫大满足和快乐。这首先是因为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瓦尔泽的确是把赖希 - 拉尼茨基看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作现代媒体尤其是电视话语霸权的化身，他看赖希 - 拉尼茨基的眼光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眼光。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一个活脱脱的瓦尔泽，也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赖希 - 拉尼茨基。《批评家之死》让我感到满足和快乐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整体语言风格。这本小说写得 深刻，博学，机智，充满反讽 和文字游戏， 小说中的人物 说话全都绕来绕去、转来转去。这种令人回味无穷的语言健脑益智，有明显的精神保健效果，所以，小说读完一遍之后，我就毫不犹豫地开始了翻译。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完成了翻译任务。

二

   对我来说，翻译《批评家之死》的十来个月是一段愉快的时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经历艰难时刻。翻译工作少不了艰苦和烦恼，文学翻译更是如此。做文学翻译，不仅要绞尽脑汁进行文字推敲，而且常常 陷入隔行如隔山的困境 。 以广阔的社会和人生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就像——打个洋比喻——“鲨鱼的胃”，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翻译起来，才知道自己的知识和词汇是多么地贫乏，才知道外汉词典多么不可靠：你不知道的，它也不知道，它所知道的东西，好多又经不起行家的检验和推敲。因为有这种体验，我对鲁迅 “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 的 名言 做了 另类阐释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之间是因果关系，就是说，我不相信词典，遇到问题我就虚心请教活词典，就多打电话多跑腿。翻译《批评家之死》期间，我也的确打了很多电话，跑了很多腿，尝到了酸甜苦辣。譬如，为了弄清楚词典里查不到的 KHK 即 Kriminalhauptkommissar 是警察里面是什么级别或者说头衔， 我只好先请一个熟悉德国警察系统的人给我画一张组织机构图，标出 KHK 所在的位置，然后 去某派出所请教。可当班的警察不仅不回答我的问题，反倒眯缝着眼睛问我打听公安机关的组织机密干什么。我只好去了另外一个派出所。不知是警惕性不高还是区分敌我的水平很高，反正这里的警察很爽快地给出了行话：刑警队长。又如，为了翻译哈尔精神病院使用的药品的名称，我拿着德国医生给我写的药品介绍去京北一家精神病院的药房请教药名，结果被人当成了病人——值班的女大夫拿着她看不懂的德文信看了好一会，然后让我去找大夫看病，大夫倒是没把我当病人，但是怀疑我打探药名的动机，所以奉劝我先回单位开封介绍信。另外，拉赫夫人戴的“ 水波边马眼形 朱砂鸡血玉”，是我在王府井的一家珠宝店问出来的术语，词典说的是谁也听不懂的 “肉红玉髓”；皮尔格里姆夫人用来醒葡萄酒的东西，词典里叫“大腹车料瓶”，我去王府井华侨饭店的酒吧打听之后，才知道人家行话叫“水晶兑酒器”（随着我国中产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大众很普及了）。

   这点点滴滴的语言突破会让每一个译者感到欣慰和满足。但是，翻译《批评家之死》给我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一种智性快乐和一种审美愉悦。从句子的长度和弯度看，瓦尔泽不是典型的德国作家。他很少写长句和层层叠叠的复合句，在他的作品里，“肥胖的缪斯”和“阶梯式瀑布”都比较罕见 。瓦尔泽的译者不会有很多锻炼和展示自己拆句能力的机会。瓦尔泽在语言上自我放逐，走非德国化的道路，是 因为他年轻时有过一次很恐怖的虚脱体验。从那以后他就害怕自己在与长句拼搏的过程中岔气、晕厥 ，所以就制订了扬短（句）避长（句）的语言策略，把自己的知识、灵气、肺活量主要用来 打造 精致的短句 ，用来推敲和把玩一词一句。个别短句的弹性之大，常常都是问几个德 国 教授就得到几种阐释（其中包括迪特· 博希迈耶这类重量级学者）。 有一回我在情急之中还直接求助瓦尔泽本人，可他回答得并不爽快。也 许老 先生要的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效果。说到这儿，我非常庆幸自己生活在电邮时代。如果没有电邮，我们解决翻译疑难问题的时间真不知道要翻上几番。总之，翻译瓦尔泽的时候，不管句子多么短，看起来多么简单，我们都要从容而警惕，机智又耐心，因为他的语言充满玄机。 为了让大家管窥《批评家之死》的语言魅力， 我们不妨挑 几个例子来说一说。

   我们先看看人物的名字。批评家叫安德烈·埃尔 - 柯尼希（ André Ehrl-K?nig ）。这个名字不仅跟马塞尔·赖希 - 拉尼茨基在构词上形成呼应（法语名字加复姓）不仅使人联想到 《互不相干》所讽刺批评家威利·安德烈· 柯尼希，而且隐含“魔王”（ Erlk?nig ）、“名誉（ Ehre ）国王”和“诚实的（ Ehrl ich ）国王”之意，总之是让人浮想联翩。与批评家对立的作家叫汉斯·拉赫（ Hans Lach ）。在德语里面，汉斯是一个过于常见的男性名称，德国人说汉斯· XX ，跟 我们中国人说张三李四是同样效果。德国作家给笔下人物取名汉斯，多半是看重这个名字的抽象性、一般性、代表性。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魔山》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托马斯·曼在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强调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瓦尔泽塑造这位汉斯也应该代表所有受到批评霸主侮辱和损害的作家。拉赫则有“笑者”之意。这个按理说只有哭泣份儿的作家怎么笑得起来？他有什么好笑的？如果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他已渐入审美佳境。

   在瓦尔泽看来，托马斯·曼和赖希 - 拉尼茨基都是反讽大王，而且滥用了反讽。前者他批了二十年——从 《作为最高档食品的反讽或者说作为最高贵者食品的反讽》（ 1975 ）批到《反讽与自我意识》（ 1996 ） ，对后者的批判也是二十好几年——从 《论教皇们》（ 1977 ）批到《批评家之死》（ 2002 ）。反讽家似乎成了 瓦尔泽的头号敌人 。但耐人寻味的是， 瓦尔泽本人也是反讽大师，既有反讽实践又有反讽理论。 《批评家之死》就是一场反讽狂欢，作者有时还使用特殊的反讽武器：戏仿，使人物嘴里出来的话带上弦外之音，产生双关效果和“复调”效果。 譬如，埃尔 - 柯尼希主持电视书评《门诊时间》——《文学四重奏》的艺术翻版——讨论汉斯·拉赫的小说时曾对一位女搭档叹息道： “玛莎，您可不知道，一个人要是把一生献给了德国文穴，他得遭受多少磨难。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呆头呆脑的女人，前不见让人骨酥肉麻的情爱描写，后不见足以和法国香槟媲美的性爱场面，第一页是芬达，第二页是芬达，第三页还是芬达，就是没有芬达喜。” 在这里，批评家通过 犹如琼浆玉液的法国香槟和低级饮料芬达汽水的对比，再通过 拆字游戏，也就是把 Fantasie （想象力，音译为芬达喜）肢解为 Fanta （ 芬达汽水）和 sie （她） ， 对被他诊断为缺乏想象力的汉斯·拉赫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笑。不过，这位批评家是戏仿的产物。他是 赖希 - 拉尼茨基的化身和传声筒 。 赖希 - 拉尼茨基 早在 1967 年就 断言 “瓦尔泽的机智多于想象”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的看法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另外， 埃尔 - 柯尼希 把 “文学”（ Literatur ）说成 “文穴”（ Literatür ），这不仅影射来自波兰的赖希 - 拉尼茨基发音不准，同时也揭露了他不太洁净的下意识。因为 字母 u 上面多出两个点 儿之后，后缀 -tur 就变成了 Tür ，也就是“门”。鉴于批评家对性描写津津乐道，他的口误 显然符合 弗洛伊德深层心理分析的理论。在他这里，“文学”就等于“文穴”（ 一个饱受 埃尔 - 柯尼希蹂躏的 作家在醉酒之后骂 埃尔 - 柯尼希 “操德国文穴的时候是用嘴巴射精” ）。如是观之，上面引的两句话具有一箭双雕、一石二鸟之效。

   和埃尔 - 柯尼希讲的许多话都“有来头”一样，小说中议论埃尔 - 柯尼希的话也有不少是“拣来”的。譬如一个未透露其姓名的作家说： “ 埃尔 - 柯尼希评论我，我才存在” （ Solange Ehrl-K?nig über mich spricht, gibt es mich ）。圈内人都知道这句话来自何方。这是深得赖希 - 拉尼茨基赞赏的天才作家 沃尔夫冈·克彭（ 1906-1996 ） 说的， 克彭则是 借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写出“他评故我在”（ Er schreibt über mich, also bin ich ） 这句道出作家们的共同心声的名言。作家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能够得到赖希 - 拉尼茨基的赏识，那是万幸；遭到他抨击，那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对书的销量还是有好处的；遭遇他的漠视或者沉默，可就是天大的不幸。又如，小说中两次出现 一句曲里拐弯的话：“遇害可不符合安德烈·埃尔 - 柯尼希的形象” 。这句话恰恰因为其戏仿特征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有人发现这句话源自托马斯·曼的日记 ： 1933 年 8 月 31 日 ，托马斯·曼的死对头、犹太哲学家和政论家特奥多·莱辛在捷克被纳粹特务追杀，第二天托马斯·曼便在日记里写道：“我害怕这么死去，不是因为这是死亡，而是因为这样死太悲惨，这样死符合他的形象，但不符合我的形象” 。托马斯·曼的肯定句式在政治上、在道德上都有点可疑。瓦尔泽的否定句式照样可疑。个中原因在于埃尔 - 柯尼希是犹太人，说犹太人死不了，敏感的人难免会想到因为辱骂耶酥而被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瓦尔泽是标准的知识型和博学型作家。他是 文学 博士（论文写的是卡夫卡），他不仅知识面罕见的开阔，而且喜欢闯入神秘莫测的知识领域，如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宗教神秘主义（包括犹太教），等等。对于他，引经据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批评家之死》公认具有后现代特征，而后现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搞知识博览会，所以瓦尔泽更要引经据典。不过，他引经据典并非因为掉书袋的雅兴或者惯性，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把 耶酥·基督在“山顶宝训”中说的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唾弃那些闪烁其辞的胆小鬼” ——送到 埃尔 - 柯尼希嘴里 ，是为了凸现 埃尔 - 柯尼希 的文学批评的简单化和大棒化倾向；他让 埃尔 - 柯尼希 取典 《马太福音》第一章，说 亨克尔兄妹过 着“乱伦的约瑟式夫妻生活”（ in inzestu?ser Josefs-Ehe vereint ） ，是想跟 赖希 - 拉尼茨基昔日的朋友兼修辞学教练 瓦尔特·延斯——他是亨克尔的原型——开一 个有惊无险、让人抓不住把柄的高级黄色玩笑，因为“约瑟式夫妻生活”就是“无性的婚姻”； 他让 埃尔 - 柯尼希在电视观众面前做斜举双手再斜垂脑袋状，是为了展示批评的神圣化与批评娱乐化在埃尔 - 柯尼希身上已经水乳交融；他让犯下强奸杀人罪的诗人马尼·马尼把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开篇第一句话“ 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Fall ist ” 不动声色地改为 “ 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Phall ist ” —— 从 Fall （事件） 到 Phall （ Phallus 即阳具的残缺形态） ，一个字母的差别就把“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变成了“世界就是围绕阳具所发生的一切东西” 。借助这个同样符合弗洛伊德理论的口误，读者可以去思考力比多尤其是力比多的积压对文学创造意味着什么。

   《批评家之死》是一部“影射”和讽刺 赖希 - 拉尼茨基的小说，而且是一部成功的 “影射”小说和讽刺小说。我们给影射二字 打上引号，是因为 埃尔 - 柯尼希简直就是穿着皇帝的新装的 赖希 - 拉尼茨基，对文学教皇略知一二的读者一眼就能望见 埃尔 - 柯尼希背后站着谁 。赖希 - 拉尼茨基的形象，特别是他在《文学四重奏》的表演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人们很容易在 埃尔 - 柯尼希身上看到 赖希 - 拉尼茨基的 生平和传说，看到他的声容笑貌，看到他的立场，观点，还有口头禅。但是埃尔 - 柯尼希并非 “散点透视”的产物。瓦尔泽是根据透视原则，也就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描绘这个形象的。赖希 - 拉尼茨基言必启蒙和十八世纪，他在批评实践中基本上遵循传记 - 心理研究方法，他认为文学批评无非是把常识或者说健康的理智运用到文学，无非是要梳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在瓦尔泽看来，赖希 - 拉尼茨基的批评理念是片面的，单调的，浅薄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他妨碍了人们对其它优秀文学传统的了解和接受。所以他让 埃尔 - 柯尼希“打着莱辛和歌德的名义”、以“启蒙”和“光明”的名义讨伐他不喜欢的作家，所以 他让 埃尔 - 柯尼希的吹鼓手将其伟大功绩概括为“对德语文学及德语文学史中一切晦涩的，半疯癫的东西进行了清算” ，同时又 把荷尔德林宣判为“那种貌似深刻，其实欠缺思维能力的文学传统的始作俑者” 。遭到埃尔 - 柯尼希漠视的神秘主义女诗人尤莉亚·佩尔茨则坦承自己因为埃尔 - 柯尼希而“仇恨光明”。她进而仇恨启蒙运动和所有启蒙运动者。在她看来，跟埃尔 - 柯尼希一样热衷于促进启蒙运动的哲学教授韦森东克就因为“长期直立行走”而“落得骶骨疼痛” 。这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纵火的元凶自然是作家瓦尔泽。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家之死》里面明显存在两条路线的对立：启蒙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对立。前者的化身是批评家埃尔 - 柯尼希，他的神话家谱可以追溯到欢快的朱庇特（所以他的座椅上有宙斯图案），后者的化身是作家汉斯·拉赫，他的神话家谱可以追溯到忧郁的萨图恩。一个浅薄而乐观，一个深刻而悲观。瓦尔泽的价值判断毫不含糊。

   尽管瓦尔泽把自己 和 赖希 - 拉尼茨基的对立上升为原则对立或者说路线对立， 尽管《批评家之死》是一部旗帜鲜明的讽刺小说，但是小说并未对埃尔 - 柯尼希的形象做简单化处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埃尔 - 柯尼希也没有在所有问题上都表现出启蒙立场。他对 political correctness （德语叫 p olitische Korrektheit ，中文暂时译为 “ 政治正确” ） 就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众所周知， 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 启蒙主义的后现代形态 ， 是欧美民主国家为普及启蒙思想成果，为实现 启蒙价值观的个体化、日常化、具体化 而掀起的一场语言美和行为美运动（尤其是前者） 。譬如，在人人平等的观念指导下，一切带有歧视和侮辱意味的字眼儿，如“黑鬼”、“黑人”、“保姆”等等，都必须扔进语言垃圾箱，代之以“正确的”词汇，如“非洲人”，如“家政服务员”。由于矫枉过正的现象时有发生，知识精英们提起 political correctness 常常免不了莞尔一笑 。 埃尔 - 柯尼希对 political correctness 什么态度，从下面两句话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噢，当我被迫啃这本书（ 汉斯·拉赫的小说。——笔者注） 的时候，我多么羡慕那些扫地的，对不起，我得说公共场所保洁员！她们手里推着吸尘器游走于千变万化的地面，耳朵里听着电动马达发出的绝妙基音，做这样的事情，是多么地有趣，多么地刺激！” 这一声“对不起” ，把埃尔 - 柯尼希的机智、明智和右倾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如果一个人物形象右倾而又显得可爱，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常理推断作者的思想右倾。换句话说，《批评家之死》的作者是靠右站的，而且他的右倾立场还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来自他的阶级意识，或者说准确点，来自他的阶级地位——他已跻身资产阶级的行列。如果带着阶级分析的眼光去阅读《批评家之死》，读者马上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有钱人，都是富人。他们住的是大别墅（而且位于富豪云集的富埃特文图拉岛和慕尼黑的富人区），开的是豪华车（美洲豹和限量生产的丰田超级巡洋舰），而且抽雪茄，喝好酒，玩收藏（一幅画的价格就相当于一辆高档宝马）。汉斯·拉赫甚至为自己在物质生活方面高人一等而庆幸，而得意。他最后去因斯布鲁克的时候不仅坐头等车厢，而且还发表如下感想： “ 充满内心痛苦的人们所乘坐的头等车厢里面有空座。空座很多。我孑然一身。有人可以花钱购买孑然一身。我就属于这种人。” 我第一次读到这番高论就如获至宝。因为托马斯·曼小说《托尼奥·克吕格尔》（ 1903 ）的同名主人公去北方旅行也是坐的头等车厢，因为托尼奥·克吕格尔总是说“一个比其他人遭受更多心灵磨难的人可以公平地要求一点外在舒适” ，因为这句话曾经让瓦尔泽义愤填膺，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优越感和特权意识的自然流露 。瓦尔泽让他的替身汉斯·拉赫做托尼奥·克吕格尔做过的事情，说托尼奥 · 克吕格尔说过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揭示汉斯·拉赫与托尼奥·克吕格尔一脉相承，并非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我们只是为他接近托马斯·曼，为他悄悄地、也许还无意识地与躺在苏黎世湖边的托马斯·曼和解感到高兴。不论老瓦尔泽本人是否承认自己踏入了 托马斯·曼的精神境界，作为昔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肯定不会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伟大命题提出异议。

三

   “书嘛，不是好，就是坏。说别的，就是腐败” 。这是坚持非此即彼原则的批评家 埃尔 - 柯尼希说的一句名言 。如果要我按照 埃尔 - 柯尼希的原则对 《批评家之死》明确表态，我会说，这是一本好书。而且这话首先要说给 赖希 - 拉尼茨基听 。我认为，《批评家之死》是 赖希 - 拉尼茨基 在有生之年得到 的一块 文学丰碑。作为一个有可能空前绝后并且极富观赏价值的明星级批评家， 赖希 - 拉尼茨基应该名垂青史。理论上讲，他可以通过三条途径达到不朽： 一是他自己写的东西，二是别人给他立的传，三是别人给他勾勒的文学形象。这第三条路可能更稳妥，更快捷。尽管《批评家之死》似乎让一向威风凛凛的 赖希 - 拉尼茨基首 次尝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滋味，尽管他跟舆论呼应，把 《批评家之死》的中心思想概括为 “揍死他，这条狗，他是个犹太人” ——这句话的邪恶程度当然远远超过了歌德在 1773 年喊出的口号：“揍死他，这条狗，他是个批评家” 。但是 在夜阑人静、孑然一身的时候，对文学史了如指掌的赖希 - 拉尼茨基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上的类似事件。譬如 《魔山》引起的“豪普特曼风波”。想当初，魏玛共和国的文学泰斗豪普特曼因为 托马斯·曼让他戴着佩佩尔科恩的面具进入 《魔山》 而大发雷霆，托马斯·曼本人也跟做了坏事一样忐忑不安。但是那场风波不仅很快平息下来，而且几十年后连 豪普特曼的夫人也在私下承认，《魔山》给她死去的丈夫立下一块不朽的文学纪念碑 。不容否认，瓦尔泽写《批评家之死》带有批判动机和报复动机。但既然作家和批评家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冤家对头，既然健康的文学生活需要批评和创作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只要双方文攻而不武卫（德国文坛出现过打耳光的事件），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相互攻击就是正常的，公平的，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况且《批评家之死》把 埃尔 - 柯尼希描绘得如此鲜活可爱， 令人难忘，有时让人疑心作者的意志和作品的意志出现了分裂。果真如此， 赖希 - 拉尼茨基就更有理由带着冷静的、甚至是赞赏的目光来观看自己的文学漫画。

   在我看来，《批评家之死》也是反映“瓦尔泽 —— 托马斯·曼—— 赖希 - 拉尼茨基”三边关系的一面镜子。瓦尔泽对这俩人的态度是曲折的，变化的，复杂的。他对赖希 - 拉尼茨基的复杂认识和情感反映在 埃尔 - 柯尼希这一人物形象上面；他跟托马斯·曼则是越走越近。现在他不仅认同托马斯·曼的处世哲学，而且为了对付横行霸道的非此即彼者 赖希 - 拉尼茨基——他的替身 埃尔 - 柯尼希 自称“用《门诊时间》结束了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可悲的文学批评传统” ，瓦尔泽还唱起了 《既 - 又歌》，唱起既 - 又原则的颂歌。殊不知，最能体现“既 - 又原则”、真正把既 - 又原则玩得炉火纯青的，恰恰是反讽大师托马斯·曼。他的既 - 又原则也曾经是瓦尔泽猛烈批判的对象。瓦尔泽当年目光如炬，看出是反讽帮助托马斯·曼进入既 - 又境界并由此变得刀枪不入，所以他要控诉托马斯·曼和曼式既 - 又原则。

   无论看性格、看为人还是看文风， 托马斯·曼、瓦尔泽、 赖希 - 拉尼茨基都是很不一样的文学人物。但这 三位都是我的崇拜对象，我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也是共性居多。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语言大师，都 有高超的反讽能力。虽然他们是不同类型的反讽家，他们的反讽实践却给我树立了一个坚如磐石的信仰：没有反讽成分的文学，是没有营养、没有味道、没有档次的文学，没有反讽能力的作家是有严重缺陷的作家。他们三个也都是情色文学的创造者和倡导者，他们让我明白了第二个大道理，那就是文学创作必须有厄洛斯的参与，缺少厄洛斯的文学，也是一种缺陷文学。

   最后还需要说的是，翻译 《批评家之死》对我是一次愉快的体验，也是一次成功的翻译发现之旅。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自己不理解、不喜欢或者没作任何研究的作品最好不要翻，翻出来会对不起读者和作者，也对不起自己。 文学不欢迎 万金油，强扭的瓜儿也不甜。翻译文学作品，一定要翻自己看得懂、看着乐、还能看出门道的作品，最好挑那些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作家来翻。这样翻译起来会轻松些，顺畅些，最终的翻译效果也应该好一些。 翻译也要投缘。

弗兰克·席尔马赫编：《瓦尔泽与布比斯的大辩论 文献汇编》，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1999 年，第 34 页。

这本是瓦尔泽 1965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1979 年他又写了《说不尽的奥斯威辛》一文。

http://www.dhm.de/lemo/html/dokumente/WegeInDieGegenwart_redeWalserZumFriedenspreis/

迪特· 博希迈耶和赫尔穆特·基泽尔主编：《严重事件：十四位学者评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汉堡， 2003 年，第 126-127 页。

延斯·耶森主编：《有关马塞尔·赖希 - 拉尼茨基的文章和评论集》，慕尼黑， 1985 年，第 9 页。

同上，第 127 页。

同上。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第 300 页。

安东尼·韦恩：《马丁·瓦尔泽》，慕尼黑， 1980 年，第 23 页。

马丁·瓦尔泽：《批评家之死》，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28 页。

马塞尔·赖希 - 拉尼茨基：《批评檄文专集》，慕尼黑， 2000 年，第 109 页。

《批评家之死》，同上，第 115 页。

同上，第 37 页。

《有关马塞尔·赖希 - 拉尼茨基的文章和评论集》，同上，第 10 页。

《批评家之死》，同上，第 125 页和第 158 页。

发现者为著名的左翼学者扬·菲利普·里姆茨玛。见 2002 年 6 月 27 日 的《法兰克福汇报》。

彼得·德·门德尔松编：《托马斯·曼日记 1933-1934 》，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1977 年，第 165 页。必须指出的是，《批评家之死》所用的词汇跟托马斯·曼的日记有所不同。前者说的是“遇害”（ Umgebracht zu werden ），后者说的是“死”（ das Ende ），“符合形象”在前者是“ passen zu j-m ”，在后者是“ j-m anstehen ”。

《批评家之死》，同上，第 29 页 。

《批评家之死》，同上，第 81 页。

同上，第 168 页。我的译文根据郭英翻译的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第 22 页）改编而成。

同上，第 62 页。

同上。

同上，第 28 页。

同上，第 185 页。

《两卷本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全集 第一卷》，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2002 年，第 301 页。

马丁·瓦尔泽：《反讽与自我意识》，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1996 年，第 91-92 页

《批评家之死》，同上，第 26 页。

《严重事件：十四位学者评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同上，第 249 页。

《歌德文集 第 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68 页。

卡佳·曼：《我不曾写过的回忆录》，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1984 年，第 46 页。

《批评家之死》，同上，第 29 页 。

《作为最高档食品的反讽或者说作为最高贵者食品的反讽》紧紧围绕托马斯·曼的“高贵哲学 - 保留哲学 - 反讽哲学”展开批判。在这里，“高贵”、“保留”、“反讽”几乎成了同义词。见海因茨·路德维希·阿诺尔德编：《文本与批评 托马斯·曼专刊》，慕尼黑， 1982 年，第 5-25 页。